核心提示：1953年陈寅恪说自己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本文摘自《民国的底气》，作者：落尘，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在陈寅恪的世界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治学的前提，而治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生，学术是生命本身，是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是对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天意”、“真理”的领悟和阐释，而不能“有负如来”，就是不能有负真理大道。这是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期许，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期许。

1948年，时局再次变幻，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在其针对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中，陈寅恪随胡适同机飞抵南京，最后却应岭南大学校长、教育家陈序经的邀请留在了岭南大学，没有前去台湾傅斯年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后，曾多次致信陈寅恪邀其赴台，甚至要派专机来接。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索性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起登门造访，退而求其次，说如果陈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10万港币及新洋房，但陈寅恪不为所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保留着位子，直到1969年陈去世。。对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了祖国大陆，钱穆回忆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陈寅恪的这一选择，使他想要完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的毕生心愿没能实现，也将他已经饱尝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后二十年再次置于腥风血雨之中，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缘看到了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学者用生命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出的实践，看到了一个秉持信念的生命所具有的力量。

陈寅恪在其1950年初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1953年11月，陈寅恪当年最喜爱的学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汪篯怀揣着两封信，兴冲冲地南下广州，此时的岭南大学已更名为中山大学。汪篯随身携带的两封信，一封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所写，另一封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所写，汪篯此行的目的是探望恩师，并劝说他北返，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像当年一样，汪篯一抵达中山大学，就住进恩师家中，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但汪篯和陈寅恪很快就谈崩了，激愤之下，陈寅恪甚至怒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22日晨，由陈寅恪口述，妻子唐筼执笔，写就了《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并说自己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并说汪篯“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同时陈寅恪还提出了自己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要求汪篯将自己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才公诸于世。即使在今天读来，陈寅恪这番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言辞依然振聋发聩，震撼人心。值得一提的是，汪篯一直对恩师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他的治学方法也深深地打有陈寅恪的烙印，他后来关于唐太宗研究的文章中很多观点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比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仍然批评唐太宗晚年“对忠臣诸多猜忌，喜听阿谀之词，骄傲自满之风日盛”，肯定魏征犯颜直谏的精神，但他没能逃出那个时代天真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性命运。1966年6月10日，汪篯在家中服敌敌畏自杀身亡。

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一直蛰居岭南。陈寅恪以前上课讲到会心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目盲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那时慕名前往拜访陈寅恪的显耀人物很多。虽然因为目盲得以回避很多事情，但对于时局，陈寅恪依然有着一个历史学家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周扬曾经回忆道：“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儿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陈寅恪晚年照片1961年夏天，陈寅恪阔别十年的挚友吴宓来访，吴宓在日记中记述道：“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吴宓在广州逗留五天，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分别时，陈寅恪写下《赠吴雨僧》：“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责任编辑：liang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