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像

我觉得每个行当里的从业者至少该遵从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行业尊严，比如学者要了那份清高，就注定不要去再想所谓的利益了，没有好事都是你一个人的。要的不多才有精神的更多独立，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辞世44周年，回想上世纪90年代看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自己的那份血脉贲张，为他的学识，为他的风骨，更为他的精神独立而感佩，今天的“封面文章”我们再来走入这位大学者。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他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陈寅恪部分著作

《柳如是别传》（全三册）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寒柳堂集》

《元白诗笺证稿》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读书札记一集》

《读书札记二集》

《读书札记三集》

《讲义及杂稿》

《书信集》

《诗集》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唐代政治史略稿》

当年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曾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今，能做到这“四不讲”的学者能有几人？

封面文章》

■肖金

10月7日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忌辰，这样的日子，总觉得似乎应该写点什么，特别是在“大师”泛滥、知识精英群体形象模糊的今天。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读过陈寅恪的作品，且不说《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样光看名字就足以让非专业人士脑袋微疼的作品，即使是听上去颇具文艺范儿的《柳如是别传》，恐怕也不是普通古汉语专业背景的朋友敢轻易去碰的，如果你知道它的原题其实叫《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的话。

陈寅恪这个名字之所以被大家所熟知，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编剧陆键东创作的长篇纪实性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但是，由陈门弟子蒋天枢等人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似乎已少人问津，而像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样的书，恐怕连有兴趣看封皮的都很少了。

当然，这一点也不会影响这些年陈寅恪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日益偶像化。对于很多人来说，陈寅恪像一个传奇，知道他“很牛、很学霸”，这就足够了：早年留学15载，辗转求学于欧美多所名校，却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未得一纸文凭；精通十多门外语，并能研读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濒临绝迹的语种；即使是诸如陈寅恪名字中“恪”字的读音问题，也都成了人们的谈资。

一

相比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包括鲁迅、胡适等有很强“入世情结”的近代文化偶像，陈寅恪的确很特殊。

他出身传统世家，却自小出国，接受的是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长期浸润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训练，却成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定捍卫者；成长于官僚世家，却一生远离政治。如果说，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1925年才游学回国的陈寅恪是被动缺席，那么在之后的社会变迁中，陈寅恪对时局的态度则是主动回避。

或许正是因为一直以来无心政治的态度和守护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影响了上个世纪中叶陈寅恪决意留守国内的选择。

由于受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的悲情内容影响，不少人可能想当然地把陈寅恪晚年的生活想象得凄凄惨惨，其实，至少大部分时间里并非如此。

1961年，在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教授到广州看望陈寅恪，几次在陈家吃饭。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筼嫂（陈寅恪夫人）请宓与淑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

据中大的老校友回忆，1962年，中山大学曾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请省委支付陈寅恪家护士的工资，还请省委指示有关机构每月为陈寅恪提供一批食品和进口药物。其中包括：四只鸡，每星期给陈家送一只；五斤蛋，每天送两个；十五斤水果，每十天送五斤；十斤鱼、十五斤蘑菇、一斤奶油、一罐进口麦片和一罐进口可可粉。光是副食和营养品就超过五十斤，省委毫不犹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而在当时，不少地方的老百姓，甚至普通干部都还在饿肚子。另外，因为陈寅恪喜欢戏曲，学校曾经派车把广州京剧团的六个名角接到陈家，专门为他演唱。

对于陈寅恪的特别优待，当时不少人已有微词，幸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发话：“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

不论是因为在1949年选择留下，被看做是“爱国学者”在陶铸这样的领导过问下受到相对优越的生活关照，还是在之后的“风暴”中，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一生不愿“站队”，却又从来无法回避“被站队”的命运。历史大变革下，个人际遇的不能自主，恰恰成了这位一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命运的戏剧性注脚。

来自新政权的器重和生活关照，并不能消解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加之因为种种原因，陈寅恪倾力创作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书，都未得出版，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只能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并自嘲“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

陈寅恪内心的痛苦源自哪里？政局变动带来的权力格局的变化与利益得失，对于陈寅恪这种以守护文化传承为责任的学者来说，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超然物外，至少也不是最在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正如他早年在《王观堂（国维）先生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二

同为清华四大导师，陈寅恪与王国维心意相通。对于王国维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24年之后，因缘际会，陈寅恪又专门解释了这篇碑文。195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邀陈迁京就职。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复信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其实，在之后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到这件事，陈寅恪曾意味深长地解释其中的原因，“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要知道，如果说“畏人”，当时北方各大学的知名教授多是他的故旧，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正好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如果说“畏寒”，陈寅恪从1925年始，在清华任教达二十余年，除了抗战期间随校南迁之外，一直居住在北方，根本不存在所谓气候不适应的问题。

或许，在陈寅恪看来，对于一个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来说，屈服于任何被强加于身上的新价值，可能都是一种屈辱。在上世纪50年代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便不屑地称之为“一犬吠声，十犬吠影”。

而当他偶然从助手的诵读中发现弹词《再生缘》时，深为所动，大加褒扬：“（此书）所以独胜者，实由于（陈）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论再生缘》）。

在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同样是为了赞赏精神独立、节气高超的风尘女子柳如是：“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三

陈寅恪没有留下真正的遗嘱，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时的造反派作“口头交代”。他只能断断续续说出“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

陈寅恪身后留下的“遗产”，大约可以分为两大块：一个是治学方面，一个是精神方面。对于治学部分“遗产”，就像前文所说，其深厚的学养，恐怕再难复制，但其“不曲学阿世”的学风，则依然可以成为衡量后学者的价值尺度。当年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曾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今，能做到这“四不讲”的学者能有几人？

而陈寅恪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显然不应只是一尊供人膜拜纪念的偶像。或许陈寅恪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年，就曾向家人预先交代：他死后，骨灰撒到黄埔港外，不要让人利用来开追悼会。陈寅恪很决绝，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都不愿做任何学术的、政治的，或者其他任何利益的偶像。

这样的姿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萨特以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由，拒绝领取196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表态：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

一个不愿被机构化，一个不愿被偶像化，在坚守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独立的层面，两人殊途同归。

对于陈寅恪这位大半生穿长衫、坚持用文言写作，却倡导和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习惯吃西餐的学者，“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简单标签，恐怕同样存在很大的误读。

今天，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和姿态。想要真正继承陈寅恪的“遗产”，可能首先需要回答几个问题：我们还能有产生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土壤吗？我们还有适宜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的环境吗？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人希望自己能像陈寅恪？

陈寅恪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偏居一隅，自称“不入台海，不出岭南”，只希望在复杂的政治变局中独善其身，找到一隅可以继续传道授业的地方。1958年，陈寅恪因为被“拔白旗”，一度被禁止授课。他说：“不是我不想教，是他们不要我了！”

真正纠结于陈寅恪内心的，不是与现实的对抗，而是来自内心的痛苦———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其实就是近百年来“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这种痛感，或许也是陈寅恪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遗产。